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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：新書 |《東京一年》：以旅行的名義，透視無差別日常
“2016年，我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瞭一年，東京也拯救瞭我。”
蔣方舟在《東京一年》序言裡留下這麼一句話，讓尚未來得及翻閱後續內容的讀者如我，隱約感知到此書要講述的是一段休憩身心、重拾自我的旅行。聯想到稍早些時候，這位文學界的“颯蜜”，在話題類電視節目甚至綜藝節目中露面、被無關寫作的目光過度包圍的情形，就更覺得這場出走——以完全孤獨的狀態，在語言不通的陌生城市、不設目標的生活一整年——來的正是時候。
在永町地鐵站找路。本文攝影均為 伊藤王樹 圖
《東京一年》不算是完全意義上的旅行書。盡管這本書的書封被制作成瞭一個真實尺寸、可以粘貼的行李牌，內頁夾著明信片、迷你旅行指南、手繪地圖，但是對於所有渴望讀到點目的地“硬幹貨”，或是對於村上春樹《遠方的鼓聲》類似質感的旅行散文報以期待的讀者，這本書實際擁有的旅行指導意義幾乎為零。除瞭幾則關於京都、金澤、鐮倉、輕井澤、豐島極其精簡的行紀之外，再找不到更多與“旅行”相關的篇章瞭。我們從中讀到的，隻是一個作者對於一段相對長時間的遊蕩生活，或者可以說輕度失焦的生活，解剖式的坦率陳述。沒有目的、意義、任務，更沒有趕赴下一站、下一段行程的迫切感，它們隻是以日記體書記錄寫下來的忙碌精致世界裡的凝滯風景。
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竟然回想起村上春樹的話：現在在這裡過渡的我、這一時的我本身，我，以及我的工作本身，不也是一種所謂的旅行行為嗎？
不得不說，以冷靜平和的筆觸寫下的各種旅居瑣事，像白開水一樣自然流淌，讀來十分親切自然，也頗有代入感：學習適應新的公交系統，去偏遠的街區購買便宜的日用品，把一個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，在咖啡店裡旁觀他人會談，在洗衣房裡呆看洗衣筒轉動40分鐘，獨自一人參加花火大會時被熱鬧的人群裹挾……仿佛是我們自己一直以來生活體驗的精煉，兼有時空地理交錯的穿越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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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於中野的居酒屋，很小，無名，隻有一個人經營，在地圖上也找不到。
蔣方舟說，東京這一年裡，最大的改變就是終於開始擁抱生活，贊美生活。因為突然擁有瞭大片的空白時間，必須認真投入地做每一件事，認真咀嚼每一口食物，認真凝視美術館裡的一幅畫，甚至認真地感受孤獨與想念。她說，“被迫的認真和被迫的隔離，把我從之前一直在被動加速的跑步機上的生活解救瞭下來，重新獲得瞭觀察和思考的能力。”
生活方式漸漸變得不同。這是一系列細微變化不斷累積的結果。曾經她以為這座陌生的城市之於自己，是一個看不見的屏障，擁擠的表參道或澀谷，擦肩而過的人群隻是幻覺；直到回到北京之後，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，自己對於迄今為止過慣瞭的生活已經產生瞭新的看法，從某個層面來說，是“在別處”養成的疏離視角，讓她建立瞭生活的秩序感——從吃飯、睡覺到生活中每一件稀松平常的功課，都盡可能放慢、拉長節拍地去做，結果就是，她覺得自己整個人變得更專註、篤定、有力量。
東京街頭即景。
地理上的遊移感的缺失，是我在閱讀過程中最感到遺憾的一點。因為忠實於個人表達，這本書整體展現出真實、瑣碎、輕盈的氣質，同時也顯得封閉、內向、止步不前，書中呈現的風景大多為一時性的心象風景，美好的地名、街道名雖然不斷湧現，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描寫能夠讓人浮想聯翩，召喚出體內蠢蠢欲動的旅遊蟲。對於這一點，蔣方舟給出的辯解是，世界上的旅行一直有兩種，一種是朝聖，另一種則是隱遁。她用格雷厄姆·格林三十歲時無法忍受婚姻窒息一樣的壓力，帶著自己表妹一起前往非洲徒步作為例子，說自己的旅行和格雷厄姆·格林的那一場旅行都屬於後者，本意是逃離自己所屬的世界，踏入陌生的荒野。
之所以選擇用日記體的方式記錄一年來的生活，來自於幾方面的考慮。其中一個原因就是，旅居東京期間，蔣方舟給自己設定瞭一個結界：不進行任何文學創作，除瞭記日記之外。這是此次旅行成立的前提。另一個原因是，她本身對於眾多作傢的日記體創作如數傢珍，比如歌德的《意大利遊記》，阿城的《威尼斯日記》，王朔的《昆明周記》，介於日記和遊記之間的文體，讓她感到身為讀者的閱讀癮和窺私欲都能得到滿足，因此一有機會，也決定嘗試。
神保町書廢棄物處理｜廢棄物濾網處理街，一筐筐舊書在太陽下曬著。
不論窺探他人，還是被人窺探，當事人在過程中都能獲得短暫的新奇和刺激體驗，也難怪她稱，這次的寫作經歷裡有種把自己攤開給人看，“全暴露瞭”的快感。在出道以來寫下的十幾本書中，《東京一年》可能是最不加修飾的一本，最接近於她所說的“脫衣舞式的寫作”。
讓我感興趣的是，寫作者特有的癖好果然在日記中暴露無遺。比如，她循著三島由紀夫、川端康成、芥川龍之介、夏目漱石、遠藤周作、森鷗外、向田邦子等人的足跡，前往蓮玉庵、笹乃雪、重良、湖月等料理名店探訪，幾乎把日本文人們的飲食生活據點梳理瞭一遍，匯成一份高階版的文藝吃貨地圖。另外，在日記裡，她還寫到在不同國傢觀看脫衣舞表演的經歷，而日本的脫衣舞裡有種情色卻並不淫蕩的感覺，讓她覺得與眾不同，忍不住拿來跟往年在莫斯科、巴黎看秀的經歷做一番對比。
“我童年時在緬甸看過一場準色情的人妖表演，表演者露出兩種性征的畫面給我留下瞭巨大的陰影。我回想起自己為什麼喜歡看脫衣舞，並不是出於性的萌動，不是體驗生活，不是獵奇心理，不是業務學習，我也沒有任何變成女同性戀者的征兆，而是因為一張照片。
“我記憶裡看過最動人的寫作狀態的照片，是20世紀30年代的脫衣舞皇後吉普賽·羅斯·李，她在寓所裡修改小說，穿著舒適的襯衣，地上一團團廢紙。我忽然發現寫作和脫衣舞之間有一種心照不宣的聯系：她在舞臺上除去衣衫，下瞭臺之後，用寫作給自己和世界一件件穿上衣服。”
這段話讓我想到，很多時候，文字表演工作者即是寫作者的別名。
利用年末的時間前往瀨戶內海。
《東京一年》，蔣方舟著，2017年8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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